鸦片战争观后感，无力回天的民族屈辱史！(5)

　　《鸦片战争》读后感(六)：鸦片战争再书写

　　鸦片战争再书写

　　历史是人创作的，历史只会记住胜利者的名字，只为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也只会为胜利者歌功颂德。尤其在绝对权利高度控制社会的情形下，胜利者所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因为“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将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不是危言耸听。人们都喜欢历史，可又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呢？从历史来看，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李鸿章之所以“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梁启超语），就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胜利者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所以，对历史要持怀疑的、辨证的态度。

　　“历史学家总会有偏见，但是好的历史学家会意识到自己有偏见，而且会尽量克制这个偏见。”就如戈登·伍德（Gordon S.Wood）所言，过去是一片幽暗之地，当前生活中的关切就如同探照灯，决定了被照亮的是过去中的哪些部分。《鸦片战争》是一部基于中英史料再现艰难时世背后的斑斓世相与政治生态的浩瀚大作。用小说的笔法去书写真历史，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部扬溢着阳刚之气的长篇历史小说中，著名历史学者王晓秦不但用泼墨重彩的笔法勾画出一幅鸦片战争的全景图，还讲述了鸦片战争背后的道光皇帝与疆臣的博弈，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民众的困惑，和中英两国为这场战争引发的内部冲突，等待。

　　历史是生活的过去，也是生活的延续，不同的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历史观”。“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新书写历史，可以对抗现实的危机，从中获得确定性。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言外之意是，一切历史叙述都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批判审查工作转化为证据之后，才能够进入历史学。没有证据，就无从构筑起真历史；单有不能转化为证据的叙述，只能称其为丧失了生命的死的编年史。在《克罗齐命题探究》中，克罗齐批判那种一味编排史料、记述史事的“假历史”，提出历史书写必须以书信、档案、考古发掘等文献为基础，而不能只是单纯的叙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亦认为，“除了文献，历史书写还要注意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张力。”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这场战争开始，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长达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以历史的视角看，文学或者文艺作品不过是曲笔地反映或者再现历史的场景，历史上的事实一定比文学或者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更残酷、更加血淋林的。在《鸦片战争》中，王晓秦不仅讲了一个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还有对历史的深刻洞见，甚至校正了传统历史的谬误。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鸦片其实并非战争的全部。或者说，鸦片只是鸦片战争的替罪羔羊。恰如马克思所说的，“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使得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

　　当然，“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正如曾任英国首相的著名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lliam Ewart Gladstone）所言，“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大清禁烟，英军远征，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封疆大吏们却把编谎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鸦片战争》中，王晓秦用诸多笔墨描写了英军的船坚炮利，每一次战役清军的奋勇抗击都如同以卵击石。而每一次战败，即便是溃不成军，大清的官员们非但不是去总结、去反思，而是忙着编写出似有实无的动听故事。正如王晓秦所言，官员们不但小胜详写大败简述，即便是被迫签下了《广州和约》，靖逆将军奕山和广东大吏们还联手制造了一场骗局。不但他们在给皇上的奏折里全是腾挪躲闪之词、避重就轻之话，林则徐、关天培亦隐匿不报关闸之败。

　　“亦文亦史，以史为文。”王晓秦认为，好的历史小说不唯文学性强，有可读性，还必须有史学品质，即可以证史。所以，他非常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写作期间，他不但踏勘了鸦片战争的所有战争遗址，通读了清史料、英政府文件、英兵参战日记和回忆录，还从东莞林则徐纪念馆、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和陆军博物馆、美国皮伯迪·埃赛克斯博物馆等国内国外的博物馆、图书馆）拍摄和收集了1800多幅准确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人物风情和战争场面照片和图片。所以，捧读王晓秦这部兼具史料价值、文学价值的《鸦片战争》，不但使人有荡气回肠和身临其境之感，大气磅礴中还洋溢着史诗般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