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观后感，无力回天的民族屈辱史！(3)

 

　　战争是一面镜子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观点：中国旧王朝一直重道德轻技术。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更令人期待。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造，皇帝、首辅、军将、地方官员、哲学家、乡绅等各个层面，都需要一场大的改变，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乾隆后期，清朝已不可避免走向式微。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经历了数次战乱：平定准格尔部，远征缅甸，白莲教起义。道光时期，白银外流严重。道光继位时户部有四千多万两存银，到虎门销烟前只有一千多万存银。道光认为烟民对鸦片的大量需求是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但却并不打算关上最后一道大门。因为“皇家度支取自广东粤海关、苏州浒墅关和北京崇文门的关税，粤海关的税收一半上缴内务府供皇家开支，一半由地方留用，要是禁海封关，朝廷收入会减去不少”。与英国的上下议院就是否要对中国开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是主战派以9票的微弱优势宣布开战不同，道光的禁烟令（驱逐夷商、禁绝烟毒）与禁烟人选是与三位军机大臣商定的。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的性质也决定了战争期间对疆臣的启用也多少受人情的影响：有人举荐，就有做官的机会。

　　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贸易争端引起的战争。在英商看来，他们严格遵守大清法规，只在公海上销售鸦片，清政府的贸易制度却是苛刻又腐败：每条商船进入中国内河都要交纳数额惊人的船钞和名目繁多的陋规。征收船钞的胥吏明目张胆地索要贿赂，如果不给，小船就按中船征，中船按大船征。除此之外还有多达三十余种的陋规：开舱有费，押船有费，丈量有费，贴写有费，放关有费，领牌有费，这些陋规不是正税，全进了私人腰包。广州贸易制度非法征收的费用是法定税款的四倍，且不给票据，在棉花等重要商品诈取的费用高于正税十倍。英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人查顿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投诉说：“每一笔成功的交易鼓励着下一笔交易，法律的底线一俟失守，市场就充满了单向的利益输送和暗箱操作，充斥着弱肉强食，在这种制度下，任何正派的商人都身不由己，堕落成无良无耻的贿赂者。”

　　除英商难做外，中国官宪对行商也是恣意盘剥，各种摊派，广州十三行除怡和行和同孚行外，其余行商全都负债累累，连本带息欠英国23家商行300万巨款，相当于一个小国一年的税赋。林则徐的禁烟令将16名英商驱逐出境，这让英商认为这300万巨款无法讨回。因此信奉自由贸易的英国人打着“明定关税，取消陋规，重建贸易制度，废除行商，打破垄断，自由贸易”的旗号开始着手准备一场维护英国利益的战争。道光和诸臣不知道的是，大清制度下的种种流弊，成为英国发动战争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知己知彼VS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间对彼此的了解是不对等的。道光对英国位于哪里都不知道，也不相信传教士所说英国距“本朝”7万里，因为“夷商怎能涉海而来？”而英方不仅熟知中国地舆，且在战前早已准备好涉及中国海域、航道、物产、兵备、战略等资料。自信“中国文明相当于英国中世纪的水平，落后三百年”。英商查顿向英国国防大臣马考雷汇报时说：“他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牛顿力学，更不懂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他们使用中世纪的铸模法制造枪炮，不懂怎样在炮管制造来复线。他们缺乏空气动力学的知识，他们的战船和商船只有横帆，没有纵帆和三角帆，我国的一条战列舰足以摧毁中国的全部外海水师。”

　　王晓秦先生用诸多笔墨描写了英军的船坚炮利，每一次战役清军的奋勇都如同以卵击石。英国海军的三桅风帆、燧发枪、雷爆枪、推轮野战炮、施拉普纳子母弹、康格利夫火箭、火箭船轮番上阵，就连战斗意志最强烈的八旗兵拼尽全力浴血奋战俨然没有扭转局面的可能时只能自杀殉国。兵少粮少的英军挑起离本国万里之外的这场战争，不可不说是下了足够大的勇气。英军最初的行动带着试探意味，等熟知清军外强中干的真面目时，便长驱直入，直到掐断了长江和大运河，大清的经济命脉被卡住，而南京战役时英军疫情暴发不敢恋战，清军再也抵御不了隐瞒不了时，这场中国不可能战胜而英国不该发起的战争以损失十万大军、签订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南京条约》、林则徐遣戍新疆牛鉴余步云奕山等等候刑部会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