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人物形象分析，马虎不切实际！(4)

     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鲁迅创作的“阿Q”的形象（《阿Q正传》发表于1924年）被认为有堂吉诃德的影子，但前者显然只是后者的一个反衬，是一个失却了灵魂的影子。也就是说，鲁迅用阿Q创造了一个反堂吉诃德。无论怎样，堂吉诃德有纯粹的理想主义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了。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接受具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色彩，那么八九十年代的探讨就显得十分的形而上学了。“文革”前后，杨绛先生首次依从马林校勘本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堂吉诃德》（首版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物质主义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的错位、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以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为代表，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钱理群在这一著作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借镜，提出了“ 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也许，中国又到了急需堂吉诃德的时候。也许，钱理群从中国现代历史的某种集体盲动性看到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可能性。但是，一如水落进水里，他的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倒是受出版市场的驱动，又有十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继问世，从而使《堂吉诃德》这块精神画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貌似风光地孤独着。于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企图在当下现实洪流中犹如一滴渺不可见的水珠，旋即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再让我们回到2002年诺贝尔文学院的那一次民意评选上，就一些人对评选结果的解释来看人们对堂吉诃德形象的理解与争论。

    2002年6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登载了杨正润先生的文章《如果没有堂吉诃德》，其中说到：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S226;莱辛说作家们之所以投下这一票，是为了激起“应当被称之为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迷恋于电视和游戏机的年轻一代读书的渴望”。这个说法就涉及到了这次评选活动的文化意义和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具体地说，这次评选活动的主旨是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也就是对于英雄和英雄时代的呼唤。正如杨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所说：“我想，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们的一种共同愿望：在一个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视的时代，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的世界，让年轻人也分得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吧。如果没有了‘堂吉诃德’，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如果评选活动的主旨确如杨先生所说，那么我认为：杨先生和那“100位作家”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虽无可厚非，而且令人感动，然而，这当中似乎又有许多东西值得怀疑与探讨。

    首先，用这等“高雅”的方式去唤醒那些迷恋电视和游戏机的“野蛮人”，可能吗？他们自有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从现实生活中的摇滚歌星、影视新星、体育明星、时装模特儿……直到虚拟世界的“伊妹儿”高手、黑客杀手、聊天室至尊、游戏冠军……那里看得上什么“诺贝尔学会”或“著名作家”？别说是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呼唤，便是用高额奖金去加以利诱，恐怕上钩者也寥寥。而且，只要奖金一到手，十之八九还会接着“野蛮”下去，而绝不会从此便改弦更张。其次，那些“野蛮人”哪里是在追求“物欲”的满足和“金钱”的贪婪？难道他们那种“赔本赚吆喝”的迷狂，不也正是“堂吉诃德精神”的一种体现吗？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如果说不是，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的标准又是什么？谁说了算？“著名作家”吗？杨正润先生说：在屠格涅夫看来，堂吉诃德性格最大的特点是“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信仰”。倘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那些“野蛮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所谓“真理”或“信仰”的标准又何在呢？真有“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吗？而且这是可以强求的吗？如果真理与信仰的标准是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话，那么，在以小康为奋斗目标的信息化时代，追星与上网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与信仰？至少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如何地厌恶它、诅咒它或千方百计地抑制它、引导它，恐怕都无济于事。堂吉诃德的确是一个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实践者，说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战士”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不问他忠实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赞美和推崇所谓的“堂吉诃德精神”，那么第三帝国的纳粹或大日本帝国的神风敢死队，又何尝不是高扬“堂吉诃德精神”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