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张扣扣，宣扬暴力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迷失！(3)

    在唐代，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复仇案例，引起朝野、舆论的强烈激荡。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都城洛阳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杀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张审素的儿子张瑝和张琇，将朝廷大员杨汪杀死于都城，以报父仇。张审素一向清廉正直，却被部下诬告贪赃，朝廷派杨汪前去调查，张审素的下属武将董堂礼激愤之下，擅自杀了诬告者，又以兵丁七百人包围了杨汪，胁迫其为张审素雪冤。援兵到达，杨汪脱身后，上奏朝廷说张审素谋反。很快，张审素本人被处斩，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流徙岭南。几年后，二人逃回洛阳，隐名埋姓。一天夜里，二人半路截击已改名杨万顷的杨汪，并用斧头将其杀死。二人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万顷的原因写在一副表状里，挂在凶器斧头上。二人被官府捉获后，此案轰动洛阳。都城士女纷纷同情张琇兄弟，认为他们为父报仇，堪称孝烈。

    为平息舆论喧哗，朝廷下文以告天下：“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在于经久适用，出发点是救济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杀。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谁都不愿让人说自己不孝，辗转相继，相互仇杀就会没完没了。”后来，张琇兄弟被依律处死后，时人集资葬其于北邙山。又恐杨汪家人报复来发掘，就作了数处疑冢，让旁人无法找到其坟墓。此件复仇事件就此打住，涉事的两家人定纷止争。这只是关于复仇和反复仇的著名历史案例之一。这个案例中，情、理、法的冲突和互动，都值得深思。

    复仇主义之所以如此广泛、持久，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渊源。不过，即使复仇主义在民间仍然有土壤，对于复仇行为不乏同情者，但是，随着文化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将私人复仇权利让渡于公共司法惩戒，是社会早已达成的共识。

    再回到张扣扣一案。张扣扣杀人后，许多人基于之前张母被王家人所杀一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公传言，褒扬其为孝烈、英雄，但是，到目前为止，根据公开报道来看，这些传言仍然只是一种猜测。因此，对于张扣扣一案的评价，首先还是要基于司法认定的事实，除非有过硬的新的证据出现。

    在古代社会，考虑到当时的宗法传统及国家司法能力的羸弱，允许私人复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只能是法律力有不逮前提下的一种不得已之举。对于张扣扣杀人案，如果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下，就将自然犯的个案想象为对司法不公的反弹和震慑，可能会把大众带入复仇主义的狂热和道德主义的激愤，这可能既带不来真正的公正和祥和，还会消解公众艰难建立起来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摧毁法律契约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赞扬血亲复仇，宣扬暴力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迷失和人心的迷思，这是张扣扣案应该带来的反思。

    外国人眼中的张扣扣，象张扣扣这样的案子不但中国有，外国也一样的有，不管是哪个国家似乎都认为为母报仇是一种英雄行为，这是不正确的，即便法律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或漏洞，但我们也不应该以此为理由来肆意杀人，任意行凶，宣扬暴力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迷失！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的，任何国家都应该是法大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