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眼中的张扣扣，恨意从来就没消除过！(3)

     这一怀疑找不到其他人佐证。而在张家保存的一份署名张福如的刑事附带民事状中，却明确指王正军为“致死人命的凶手”。这份落款为2001年7月13日的诉状称，王正军“双手举棒，将死者脑袋打成两半，当场死亡，为此判地（的）徒刑。”张福如对每日人物说，他2001年到省里上访过，为此写的这份材料。他没文化，这份诉状是经他口述，找如今已经去世的一个老太太写的，她写错了。他当时都没发现。张丽波记得，弟弟张扣扣哭着趴在母亲边上，大喊“妈，我要给你报仇啊，我一定会给你报仇”。张福如抱起妻子，要闯进王家的院门，“你们把人打死了！我要把人放在你们院里！”不知是谁迎面用力推了他一把，张福如被推倒，抱着妻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舅子汪井发赶到后，用手推的板车将姐姐送去了医院，汪秀萍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人都硬了”。这一年，张扣扣13岁，姐姐张丽波17岁。

    3同村人安虎至今记得，13岁的他钻过排开几十米的人群，带着惊异、好奇和难以详尽的复杂心情围观了那场公开的验尸。女人的头发被全部剃光，法医用热水和毛巾对尸体的头部进行清洗，随后切开头皮，锯开头骨，又将头骨合上。场面血腥，村里不少孩子目睹后一连数月睡不好觉。安虎看见，张扣扣全程在旁，表情冷静镇定，没有哭。此后的很多年，每每提及母亲，张扣扣也从未流泪。安虎回忆不出在张扣扣身上有什么戏剧性的改变，只是和很多朋友一样认为，从母亲死后，张扣扣变得沉默了。他时不时会向安虎提起，他总有一天要把王家全杀了，给妈妈报仇。从十几岁，一直到出事前些年，张扣扣隔几年总会说一次。安虎不以为意，觉得扣扣幼稚，总是劝他，“算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在村里，安虎算得上张扣扣关系最亲近的好友之一。大学毕业后，安虎在西安市从事保险销售工作，月入近万，属于村里“混得不错”的一类。在与扣扣交往时，即使亲近，他也总考虑到扣扣的感受，从不追问他在外打工的细节。初中毕业，原本成绩不错的张扣扣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被迫辍学，被表舅带去新疆伊犁打工。2001年，张扣扣被乡里选去参军，乡干部曾对张家说，“退伍回来好好安排个工作，让他成家立业，慢慢地就淡忘了这个仇恨。”但两年后，复员后的张扣扣并没能如愿被分配工作，没能像同村参军的王鹏一样进了县里的公安局。他只好外出打工，十多年来先后去了广州、杭州。参军履历就此翻过，唯一带给他些许光彩的或许是那身军装——很多年后，过年回家时，张扣扣仍旧会穿上那身军装，挺括的迷彩面料和擦得蹭亮的军用皮鞋，“很好的皮子”，安虎记得，军装下的张扣扣看着非常精神，神采飞扬。但更多时候，安虎还是感受到一种被“隐藏得很好”的“郁闷”。“在外打工，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张扣扣有一次对安虎感叹，但是话说到一半，并没有再继续下去。

    今年春节前，张扣扣曾拿出护照给安虎展示，他去了阿根廷。通过一家台资企业的运作，他被作为劳务输出运往国外。在阿根廷，他被“弄进了一个农场”，呆了三个月，回国了。回国那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祖国，我回来啦。”配图是他穿着红色球鞋、蓝色牛仔裤和T恤，站在一处难以分辨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室内，笑得灿烂。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出“工作洞”理论：人们工作，就像跳进一个洞里，发疯般地工作，咬牙，期待着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他们坚信，幸福将开始在自己从洞里爬出来的那一刻，那时就有足够资本做自己乐于做的事，或单纯地享受挥霍。和许多在外漂泊的人一样，张扣扣在外打工的心态大致如此。他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多个朋友证实，他并没有抽烟、喝酒、赌博、应酬等烧钱的不良癖好，但也难以积攒下更多的钱了。可以确定的是，现实再次让他失望了——阿根廷的打工之旅没有赚到什么钱，而终于拥有一座新房的他依然结不了婚。